堅定不移地推進軍事轉型，已成為各國軍隊的共識。但對于向什麼方向轉、選擇什麼路徑轉、采取什麼方式轉等問題，各國軍隊又有自己的不同理解和認識。

    就連最早提出轉型的美軍，剛開始時也是眾說紛紜。有的說軍事轉型就是前線士兵能通過單兵信息系統，召喚地面或空中火力實施打擊；有的說軍事轉型就是實現作戰地區最後1英里的信息聯通；有的說軍事轉型就是作戰系統能夠實現網絡中心戰所提出的各項戰、技術指標；還有的說軍事轉型就是不斷打造能夠贏得下一場戰爭的全新武器系統。對于這些說法，美軍沒有急于下結論，而是發動全軍進行轉型概念開發，確立轉型是軍隊為適應新的戰略環境而進行的重點轉移的思想，其核心內容是如何將工業時代軍隊轉變為信息時代軍隊，探索信息時代的建軍和作戰問題。

    美軍經過數年概念開發後強調，軍事轉型是一個復雜體系的轉變，絕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轉型，更不是一兩項新技術所能解決的問題。美國國防部轉型辦公室主任阿瑟•塞布羅夫斯基認為︰“轉型是作戰思想、作戰方法、體制編制和軍事技術共同發生的變革。”美軍新軍事革命的奠基人之一威廉•歐文斯也認為︰軍事轉型是軍事形態的轉變，而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美國國防部《轉型計劃指南》更是明確指出︰轉型是對軍事理論、能力、人員和組織進行重新組合，以塑造不斷變化的軍事競爭與合作的本質過程。所有這些都表明，美軍在軍事轉型問題上具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個十分清晰的戰略目標，更具有一種思考問題的廣闊視域。

    我軍建設和發展有其自身特點和規律，但也同樣存在一個如何廓清“轉型”思路、確立“轉型”目標、選擇“轉型”路徑的問題。如果把軍事轉型狹隘地理解為僅僅是實現由機械化向信息化轉變，基本途徑就是發展信息技術裝備、進行信息化改造、構建信息化戰場條件的話，就有可能陷入“技術轉型”的誤區。中國歷史上早已有過把復雜的社會轉變、軍事轉型，簡單歸結為科學技術轉型的深刻教訓。鴉片戰爭後，在喪權辱國的強烈刺激下，一些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以求“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富國強兵”。然而，一場甲午海戰，就把半個多世紀“師夷”的“偉大成就”一掃而光。歷史告訴我們，當社會和軍事形態處于歷史性的突變時期，僅僅依靠發展“長技”是難以實現富國強兵的。

    近期的幾場局部戰爭，使“技術決定戰術”這一規律再次彰顯。信息技術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既為軍事領域的轉型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條件，同時也對軍事轉型在技術裝備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信息時代給軍隊帶來的變革是全方位的，技術轉型僅僅是軍事轉型的部分內容而不是全部內容。對我軍來說，軍事轉型的根本性問題，絕不是武器裝備一個方面，而是軍隊職能、任務轉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軍事理論、作戰思想、軍隊規模結構、領導指揮體系、武器裝備、軍事訓練、政治工作等多方面的一系列轉變，其核心是軍隊職能與任務轉變，其根本目的是解決軍隊戰斗力水平與不斷拓展的國家利益、國家安全需求之間不相適應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清晰的“轉型”思路，沒有寬廣的“轉型”視域，不從全局上把握軍事轉型的科學體系和豐富內涵，就難以擺脫這“化”那“化”的誤導和束縛。如果將目光僅僅盯在“技術轉型”這一領域，就會將整個軍事轉型演化成一場“技術崇拜”、“信息崇拜”、甚至是“撒手　崇拜”，並由此而喪失軍隊建設的歷史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