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是人民军队温暖的“大后方”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金山 等责任编辑:刘上靖2017-05-14 04:01

今天是母亲节,《解放军报》“军人家庭”版推出特别策划“感恩母亲”,让我们一同聆听军人母亲的故事……

送往香格里拉的伞

■金山

母亲心里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的只是两颗泪珠

金沙江上的游船载着我,再次来到香格里拉荒原。船上的喇叭里,歌手齐峰演唱的《祝福妈妈》,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前年的母亲节。

当时,正在滇西北香格里拉大峡谷进行新兵回访的我,忽然收到母亲的短信。原来那天是我生日,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在家里下了面条为我庆生。晚上,手机又响了,母亲咳着说:“对了,你明天出门记得带伞,你那边有雨。”“您咋知道?”“天气预报说的。”“您啥时候学会用拼音发短信啦?”“我只会第一个字母,然后就一直按下一页,总会找到这个字的。”

放下电话,我无法睡着——千里之外,身体抱恙的母亲还时刻关注着儿子这边的阴晴冷暖,一条28个字的短信,她足足写了48分钟!

次日,原本晴朗的香格里拉上空转眼乌云密布,暴雨哗的一声倾泻而下。躲在伞下的我不知此时的故乡是雨是晴,但我知道,母亲一定在屋檐下远眺着滇西北。娘老了,已不能再为儿子撑起一片天空,但千山之远,万水之隔,母亲仍能为儿送来遮风避雨的伞。这沉甸甸的母爱,就像眼前的原野上弯成喊话口型的青稞,把远方哽咽的儿子喊得说不出话。

记忆的片断无章节,山风翻书忽东忽西!记得那年冬天我在训练时跌伤了腿,焦灼的母亲带着弟弟立即挤上人头攒动的列车,下车后又顶风冒雪赶了15公里山路才赶到医院。见到我后,母亲顾不上拍去身上的雪花,便小心翼翼地从胸前的挎包里捧出一个饭盒。打开一看,原来是满满一盒我最爱吃的红烧排骨。弟弟说,这是母亲下火车后借附近饭馆的炉子,专门为我赶制的。

在风雪弥漫的严冬,这散发着久违香气的诱人排骨伏在母亲温暖的胸怀里,历时1天竟还温热……那天的排骨,我是就着眼泪吃下去的。我不知道,今生该怎样回报这砸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母爱? 

因常年从军,最疼我的母亲活着时没得到我多少照料。去年冬天,我接到弟弟电话,说母亲不幸摔伤了右胯股骨头。当时我在外执行任务,无法赶回。当我结束任务匆匆返家时,才知道母亲摔伤后再没站起来,已快两个月了。我责怪家里为何不早告诉我?弟弟说:“你也不想想,你往家里打电话,母亲哪一次说过有事?” 

我一下怔住了,是呀,每次通电话,母亲都说好!

母亲胯伤未愈,病情却在恶化:尿毒症、肾衰竭……化验单上那上上下下的箭头和监护仪器发出的嘟嘟声似一把大锤,重重地砸在我心深处。据说,尿毒症在晚期时疼痛无比,可母亲不忍心吵醒虽说是服侍她、但却在病床旁打瞌睡的我们。夜里有尿时,她竟然忍住不吭声,就这么活活地憋着涨着……

母亲的故乡在上海,我们遵嘱将她的骨灰撒入长江,让它融入江水。如今,我赤脚踩在金沙江边的沙滩上,让浪花一波波淹过足踝——看不到母亲、触不到她的手了,但却能感受到她的抚摸!我发现,怪不得江水总是亮闪闪的,原来是母爱在汩汩流淌。也许,在母亲心里藏有一个重洋,但流出来的只是两颗泪珠!

《祝福妈妈》的动人旋律再次充满了我的耳际,我对着江水轻轻地说:“妈妈,谢谢您!从军的日子里,我仍能感受到您永远的陪伴!”

批红的家书您的爱

■陈俨

她说许多事情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敢不敢,在于有没有决心

1969年初去当兵时,我刚过14岁生日。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母亲自然是万般不舍的。可那时全国都在停课闹革命,一个大院里几百号孩子无学可上,又不到上山下乡的年龄,成天啸聚着胡乱游戏、散荡着无所事事,大人因而十分担心。正巧,沈阳军区到无锡招兵。这下孩子们集体“疯癫”了,无论条件够与不够,都齐齐地铁了心要参军去。

“文革”之初停课时,我小学五年级还没有毕业,带小数点的乘除法都不会算,每次写信都错字连篇、别字满目。所以,从我到部队开始,母亲又多了一份“任务”:批改家信。

每次来信,她都要求我努力学习,尽快掌握更多的知识。信里,她告诉我,开会记笔记时要抓住重点,发言时要打好腹稿,把要讲的问题分清层次。她把我信中的每一个错别字都挑出来,用红笔改过,再注上拼音;把病句划出来,告诉我应该怎样写才正确通顺。最后再把改过的信寄回来。这些“家书”成了我在那个年代的文化读本和精神食粮。

进步发生于无形之中。记得有一年冬天,母亲在收到我的一封家信后,曾发来一封电报,问我为何让别人代写家信,是否因为冻坏了手。我心中万分得意——字迹大好、文笔通顺,母亲竟怀疑是别人代书。这正是我努力的结果!

在母亲的鼓励下,在日夜抄写之中,我对文字、对文章越来越有感觉。我主动为连队出黑板报,为演唱组创作快板书和评书,为不识字的战友写家信、写情书。

一个偶然机会,我得到一本由徐禾主笔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便半懂不懂地读了起来。大约有1年多时间,无论在军事演习的帐篷里、千里拉练的漫漫长路上,还是到农场插秧、去茫茫雪野上施工,我始终带着这本书,有空便读,一遍一遍地读,最后竟然读懂了!

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了更具“野心”的计划——阅读《资本论》。恰巧团党委要找人辅导政治经济学,让我“出山”。年少无知的我壮着胆子应承下来。记得那是在东北农村老乡家里,屋外大雪纷飞,屋内暖意浓浓。团首长盘腿坐在火炕上抽着旱烟,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小战士,站在地上有板有眼地讲着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循环与周转。首长直夸我讲得好!母亲知道此事,万分欣喜。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抑制不住地想上大学,可又担心自己文化底子太差,不敢报名。母亲却鼓励我去拼一下。她说许多事情不在于能不能,而在于敢不敢,在于有没有决心。她帮我分析了自身的情况,建议我把复习的重点放在数学上。两个多月时间里,我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从小学算术开始重新学习,用最快的速度把初中、高中的数学学完。高考三天,母亲日日倚门相望,心中为我默默期盼。终于,我不负苦心,考取了河北大学经济系,搭上了“末班车”。在那个时代,以我当时的年龄和学历能考上大学,内心的兴奋自不待说,可要说最大的喜悦,还是能为母亲心底增添一丝快意和欣慰。我没有辜负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是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的我,又动了考博的心思。征求母亲意见时,她只说出了两个字:“去吧!”这平平常常的两个字,却如出征号角一般。

又是一次背水一战,又是一次上阵“母子兵”。为了专心准备,我从小家搬回母亲那里。半年时间,我边上课、边拼命复习,每天学得天昏地暗、日月不分。母亲一如当年,默默为我做着一切,甚至连晚上的洗脚水都为我暖在炉上。当我戴上博士帽,成为我国第一个国防经济学博士时,母亲的眼泪断了线般地淌着。

小学、大学、博士,我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三级跳”。有谁知道,这力量来自母亲批红的家书、深情的关注和永远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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