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今犹在，摩挲意味长”
■王文博
1934年冬，红九军团进驻贵州锦屏婆洞侗寨。侗族歌师杨和钧久久伫立在土墙前，凝视着“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几行大字。这位乡村知识分子内心深受震撼，动情写下：“赶场天或是平常，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它是红军留下的标语，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
这本后来成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诗稿，记录了一个普通中国人被唤醒的过程。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也记述：“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长征路上的红军标语，没有华丽辞藻，却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它以最朴素的语言回答了“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为了谁”的时代之问，为黑暗中的劳苦大众点亮了希望之光。
万里长征路，处处有标语。这些字迹随着队伍的脚步延展千里，背后是先辈们的重视。长征途中有“一条标语抵一个军”的说法，它深刻印证了一句话：“共产党是左手拿笔、右手拿枪，才战胜敌人的。”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12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朱德同志目睹苗民疾苦，奋笔疾书“实行耕者有其田”；红一军团在甘南宿营时，邓小平同志亲自检查写标语情况。
标语，是唤醒民众的思想号角。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934年9月，红六军团途经贵州隆里古城，百姓因听信国民党谣言纷纷躲进深山。红军秋毫无犯，离开时在墙壁上写下标语。无声的宣言，让百姓读懂了这支“不动古城人民一针一线”的队伍。3个月后，当红九军团再次经过隆里时，百姓敲锣打鼓出城迎接。正如民谣所唱的那样：“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标语指方向。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话儿暖心肠！”
标语，是瓦解敌军的攻心利器。标语被誉为“红军的第二武器”。在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罗炳辉、何长工率部四处张贴标语、遍插红旗，成功吸引国民党重兵尾随，为主力南渡乌江争取了宝贵时间。当敌人气喘吁吁赶到江边时，只看到岩石上留下两行字：“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不仅如此，“反对白军长官打骂士兵”“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等标语还瓦解敌军士气，不少士兵经过思想斗争投奔红军。一个个字符如同无形炮弹，给予敌人强烈的心理震慑，成为干扰敌军部署、瓦解敌方意志的重要武器。
标语，是联结军民的情感纽带。一条标语就是一份承诺，红军将政治理想、使命追求写在墙上，更刻进百姓心里。在四川巴中，“共产党是给穷人找饭吃的党”直陈根本立场；在白面瑶寨，“红军绝对保护傜民”一改歧视性“猺民”蔑称，被村民珍爱保存。翻越老山界时，陆定一看到瑶民的房屋篱笆皆由枯竹编成，担心夜行军战士拆篱笆当火把，当即写下“不准拆篱笆当火把”贴在醒目处，道尽对群众利益的维护。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有人建新居时特意将“标语墙”镶嵌其中，有人宁住旧房也不愿损坏字迹，更有群众为保护标语献出生命。“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这首流传在贵州的民谣，道出了人心向背。一名国民党官员曾在报告中悲叹：标语所到之处，“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标语今犹在，摩挲意味长。”岁月风雨剥蚀，那些写在板壁上、刻在岩石上、留在门板上的红军标语，依然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犹如在祖国大地上播下燃烧的火种，铺展为瑰丽多姿的锦绣山河，耸立成巍峨庄严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