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数据算不出的东西”
——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为例
■张西成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据赋能、智能化作战深刻重塑着现代战争图景。然而，当我们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便能深刻认识到，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迭代演进，一些“数据算不出的东西”，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变量。
时光回溯至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前夕。彼时，历经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减员严重，仅存3万余人，装备老旧，弹药匮乏，补给几近断绝，部队建制残缺且极度疲惫。而国民党蒋介石则调集湘、川、黔、滇各省军阀及中央军精锐部队40余万，装备精良，粮草充足。若将双方实力数据输入今天的AI系统，基于绝对的兵力、火力和后勤优势，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红军毫无胜算。然而，历史的走向有力驳斥了这种“唯数据论”。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以一渡赤水避敌、二渡赤水歼敌、三渡赤水诱敌、四渡赤水脱敌，将战略智慧发挥到极致，精准把握战场态势与敌军心理，一次次跳出重兵合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何以在常人看来死局难解的困境中，红军却能屡次破局？根本原因在于战争不仅是“数”的对比，更是“术”的较量。如同“田忌赛马”，单论纸面实力，齐威王胜券在握，结果却落败。在赤水河畔的较量中，人们可以计算兵力多寡、装备优劣，却难以量化国民党军阀之间“面和心不和”的深层矛盾，难以衡量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钢铁意志，更无法预判红军指挥员在极端险境中，基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作出的一系列英明决断。历史雄辩地证明，我军历次战争所创造的经典战例，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对抗，更是精神力量、革命意志与战略智慧的巅峰对决。后者，恰恰是冰冷的“数据计算”难以企及的领域。
培根曾言，奇迹多在征服逆境中显现。中央红军面对史所罕见的绝境，通过四渡赤水实现逆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其运筹帷幄之中，既有刻意制造假象、虚实结合、调动敌军的声东击西之策，亦有主动佯动造势、诱敌分兵布防、瓦解合围的诱敌惑敌之法；既有灵活穿插迂回、避实击虚、专打要害的机动破击之术，更有预判敌情、顺势布局、后发制人的将计就计之谋。对此，滇军称红军“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谓其“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叹服“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则抱怨“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四渡赤水成为不朽经典战例，盖因其精妙绝伦的指挥艺术，绝非任何教科书所能穷尽，亦非任何计算机系统所能模拟。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现代战场上大放异彩，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依托强大的算力与多元数据的深度融合，计算机辅助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重塑着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然而，数据计算的固有局限也日益显现，尤其在面对“黑天鹅”“灰犀牛”等突发复杂事件时，计算机辅助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正如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指出的：“计算机只能处理已被定义好的、程序化的问题，对真正的例外事件无能为力。”因此，在人工智能日益盛行的当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新技术可以优化战法，却难以预知意外；算法可以模拟战场，却无法丈量人心。
回望四渡赤水的光辉篇章，强调多关注那些“数据算不出的东西”，绝非否定新技术的价值，而是旨在超越算法的局限，深刻把握战争制胜的各种重要因素。当前，我们在紧抓数据赋能、提升算力支撑的同时，尤需将提升指挥员素养摆在突出位置，重点锤炼其在复杂严峻战场环境下的敏锐洞察力、科技运用力和创新应变力，将人类独有的指挥艺术、思维灵感和超强意志作为练兵备战的核心要素常抓不懈。历史经验昭示我们，真正能穿透战争迷雾、最终左右战争结局的，从来不只是纸面上的数据，更是深刻的政治认知、卓越的军事智慧和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正如四渡赤水中的红军将士，他们虽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凭借那些“数据算不出的东西”——坚定的信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钢铁的意志，在绝境中闯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这条道路所蕴含的真理，在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指引前路的光芒，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并躬身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