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在战事最激烈的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奔赴前线。时值严冬，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可是人人都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我工作的卫生列车路标是白底红十字，由于战争环境恶劣只能日停夜行：不是前边的铁路被炸断，就是铁轨旁的定时炸弹突然爆炸，行进得十分艰难。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列车表面全部涂抹上黄稀泥，类似现代的迷彩装，以混淆敌机视线。“联合国军”飞机在上空来回盘旋侦察，成群结队的B29轰炸机轮番轰炸。我们只能白天隐蔽，夜晚行进，可是敌机投掷的强光照明弹，对我们夜间行军仍然造成不小的威胁。
1953年，卢仲勤（后排右二）与战友合影。卢仲勤提供
我们接收的伤员中，除战伤外，大多是冻伤造成的截肢、以及被凝固汽油弹烧得面目全非、四肢不全；病员中斑疹伤寒、哮喘、回归热、肺炎、胃溃疡、消化道出血等病频发多见。更多的是因严重缺水、伤病员不能洗澡而造成的细菌、病毒感染。最令人气愤的是敌人投掷细菌弹，感染成疾造成非战斗减员，而国内个别不法资本家竟然用未经过消毒的烂棉花和脏布制成急救包送往前线，导致一些战士们用后感染上破伤风等疾病，最后不得不截肢甚至牺牲。
在没有站台、没有照明的夜晚，我们是靠担架抬、人背、手扶，冒着敌机轰炸和特务破坏、打信号弹、开黑枪等危险，悄声低语、紧张有序、争分夺秒地从野战医院接收伤病员。我的个子不高，又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背着伤病员行走已十分艰难，往车上送伤员的时候，我的脚够不着车阶，只能双手紧紧握住车阶的扶手，借助车上的人拉，依靠下面的同志推着我，才能勉强登上车阶，将伤病员送上车。
那时的卫生列车条件十分简陋，由硬座车厢改造而成：椅背上搭上层木板分为两层，下层坐着直不起腰，躺下伸不直腿，上层只能让轻伤病员爬上爬下。车上只有一节餐车，却要供应几百名伤病员伙食。开饭时我们两人一组，将三个大铁桶的饭菜，穿在一根比胳膊粗、长八尺的大扁担上，扛进车厢。分发饭菜也是个“技术”活儿，碗大勺子有准儿，要保证车厢上所有伤病员全都分上饭菜，否则，下顿饭不知等多长时间才能开啦！
1954年，卢仲勤（前排左一）与战友合影。卢仲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