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重庆红岩革命旧址感悟信仰的力量——
丹心向阳映丹霞
■解放军报记者 张磊峰 马嘉隆
武警重庆总队官兵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张一吴凡摄
山城重庆，烟雨蒙蒙。初夏时节，记者踏着湿滑的石阶，来到重庆红岩村。
绿树掩映下，一队官兵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整齐列队，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这片嘉陵江畔的坡地，因地质属于丹霞地貌、岩石呈红色，得名“红岩”。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歌声穿透雨幕，久久回荡心间。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今天的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坐标。循着先辈足迹，记者寻访这座被长江与嘉陵江环抱的英雄之城，聆听初心的回响，感悟信仰的力量。
周恩来生日当天作反省，董必武为六角钱作检讨——
时时要有“刀刃向内”的自觉
一张泛黄的纸，标题下重重划过一条线，下面是一段疏朗俊秀的字迹……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二楼，记者驻足凝视一份珍贵的手稿。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张丽佳，向记者讲述了这份手稿背后的故事。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同志45岁农历生日这天，同志们为他准备了简单的茶点以示庆祝。但周恩来谢绝了大家的好意，回到办公室反省，提笔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此时的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一片乌烟瘴气。“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国民党大小官员吃喝成风，各级机构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置身其中，周恩来的严于律己、自省自警恰似一股清流，潺湲无声，却震撼人心。
在一块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石碑上，记者了解到另外一个故事——
一天晚上，应董必武同志要求，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召开机关大会。大家没想到的是，会议开始后，董必武翻开笔记本，开始认真作检讨。
原来，此前，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把一沓票据拿给董必武审签，误将一张六角钱的车票夹在其中。董必武翻看时没注意就签了字。然而报账时，出纳发现这张车票系因私所买，按规定不能报销。
这个失误，让董必武很自责。于是，他在会上主动承认错误，并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周恩来生日当天作反省，董必武为六角钱作检讨，这在当时并非个例，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自觉。
张丽佳介绍说，当时经党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每月能领几百元薪金，但他按照延安供给制的标准，只留5元津贴，其余收入全部交给党。
全民族抗战时期，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始终恪守职责、清正廉洁。究其原因，坚定的信仰无疑是“定海神针”；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更是提纯信仰的“思想熔炉”。
讲解中，张丽佳音量不高，记者听来却时常如电闪雷鸣——
当时，南方局一些老同志有放松组织纪律的苗头，认为“龙王何须水来管”。周恩来得知情况后，严肃指出，“支部要管，不要失职，要敢管老革命，老革命也要服从支部领导”“要把全机关的党员的组织生活抓好”。
一次，一名老同志在听报告时，坐在门口的藤椅上，跷起二郎腿，让进出的同志很不方便。整风学习组的秘书提醒他，他仍然毫不在意。周恩来看见了，把他叫起来说：“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抚今追昔，记者相信，周恩来纠正的绝不仅仅是一名同志的坐姿，更是党员的作风形象。
三块银元和“三应该三不应该”——
黄金虽重，不及信仰之万一
红岩革命纪念馆的一角，三块银元静静放在展柜里。
这三块银元的主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肖林。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强化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经济封锁。为了适应持久战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加大经济工作力度，为党筹集经费。
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重庆江津开业，肖林出任经理，成为党组织委派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之一。
在当时险恶环境下经商，考验的不仅是能力，更重要的是对党忠诚。
此后，肖林和妻子王敏卿每天起早贪黑，辛苦经营，生意越做越大。解放战争结束，他们向党移交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及价值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仅请求保留三块银元作纪念。
记者凑近端详这三块银元，柔和的灯光下，那些深浅交叠的蚀刻痕迹依然闪亮。
“黄金虽重，不及信仰之万一。这三块银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严以修身、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讲解员深情地说。
在重庆市北碚区静观镇，一座陵园中长眠着一对革命母子——儿子王朴是红岩烈士，出生于地主家庭，1946年入党，1949年牺牲时年仅28岁；母亲金永华，1984年以84岁高龄入党，上世纪90年代初逝世。
后人用16个字概括这对母子的事迹：“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助革命。”
在这里，记者偶遇前来参观见学的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官兵，二级上士、红色讲解员张杰细述了这对母子的故事——
金永华为了支持儿子王朴的革命事业，毁家纾难，把辛苦经营半生的全部家产变卖成2000两黄金，悉数交给了地下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王朴牺牲后，金永华继续以办学名义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重庆解放后，面对党组织回馈的巨额支票，金永华婉言谢绝：“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
“三应该三不应该，这些界限在英雄的母亲心中是十分清晰的。”提及这段往事，重庆红岩干部学院讲师邓涛说，“信仰和品格，能让人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理想信念一旦坍塌，贪腐的毒瘤便会滋生——
“狱中八条”如长鸣警钟
走进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一口警钟上镌刻的文字格外醒目：“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这就是红岩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凝铸的“狱中八条”，朴实无华却字字千钧。
1947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返延安后，川东地下党与上级组织失联。在此期间，党的纪律建设有所放松，导致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狱中，被捕的共产党人决定把地下党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于是，他们从党的建设、干部培养、工作路线乃至个人品格、生活作风等各方面，进行梳理、讨论、反思。
1949年11月27日，阴雨绵绵。白公馆里已经能够听到江对岸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屠杀。罗广斌和侥幸脱险的10多位狱友，冒死冲出白公馆蛰伏乡间，3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
为了完成难友们的嘱托，罗广斌每天奋笔疾书，凭借记忆整理出同志们在狱中提出的意见。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的“狱中意见”部分，经党史专家提炼，形成著名的“狱中八条”。
罗广斌提交的报告发人深省：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忠贞度。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刘国定，平时生活作风败坏，被捕入狱后更是把组织名单当成进身之阶，与特务讨价还价，要军衔、要待遇，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致使许多地下党员暴露被捕。
“理想信念一旦坍塌，贪腐的毒瘤便会滋生。”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丁英顺告诉记者，“忠诚与贪腐从来都是水火不容，这些叛徒的一个共性是，在叛变前就已不同程度地违反党的廉洁、生活等纪律。”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对于叛徒的出卖，身陷囹圄的革命志士有过谴责，但更多的是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他们笔蘸血泪，写下闪耀着信仰光芒的政治嘱托，必须“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容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红岩烈士们用鲜血写下的警示，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唯有以驰而不息的精神狠抓作风建设，才能祛除歪风邪气、树立清风正气，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丁英顺说。
（采访得到朱绍生、刘传平、张永清、张一吴凡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传唱红梅赞 永葆红岩魂
告别红岩村，记者与一群来自广东的中学生擦肩而过。他们充满活力地拾级而上，青春方阵里再次传来《红梅赞》的歌声。
歌声代代传唱，精神永远流传。“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和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凝铸而成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瑰宝，如同傲雪凌霜的红梅，绽放在我们心间。
世易时移，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必像先烈那样直面生死抉择，但同样面临着“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当我们面对诱惑、直面考验，是否还能挺起像革命前辈和烈士一样的凛然风骨？
嘉陵江奔流不息，歌乐山松涛阵阵。让那些镌刻在红岩热土的忠贞信仰永远扎根在我们今天的方阵里，激励新时代革命军人奋勇前行，走向未来，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