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馨则室不在大小
■李海洋
“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在住房问题上，老一辈革命家严格约束自身和家人，用实际行动写就共产党人的“陋室铭”，诠释了崇高的品格。
刘禹锡笔下的陋室，虽简陋却因主人的品德而熠熠生辉。共产党人的“陋室”，则象征着一方坚守初心的精神家园。它是长征时期同志之间礼让的那一顶帐篷，是延安时期狭小昏暗的窑洞，是解放初期陈设简单的住宅……没有雕梁画栋、只有朴实无华，但“陋室”不陋，它蕴藏着共产党人纯洁高尚的官德人品，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廉不言贫”的精神风范。
1937年，徐特立同志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担任教育厅厅长时，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那间房子，不仅是他办公、接待客人的地方，也是他睡觉、休息的场所。环顾那间房子，一张大炕就要占去房子的一半；剩余的地方，既要放他的办公桌，又要放和其合住人员的东西。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特立仍然安之若素，全然没有怨言。
对待生活起居的态度，不仅体现老一辈革命家对朴素本色的坚守，更展现了他们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1947年，罗荣桓同志从莫斯科治病回到哈尔滨，全家被安排住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处庭院改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住。他对家人说：“住的房子大小，看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大众，不能官越做越大，住的楼越来越高。”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林伯渠同志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从不利用职务获取优待与特殊。当时，他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因房子年久失修，不但墙皮掉了，而且透风漏雨。管理局的同志多次建议，要对房子进行修缮，但林伯渠坚决不同意，并说：“我们的住房比农民住的不知好多少倍，房子只要能住就行了。”
1957年，董必武同志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曾经是个王府，有个很大的后花园，很是别致。由于“高院”离住处很远，每天往返很不方便，而且还需要人来送文件，花费不少人力物力。因此，他决定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想法。董必武耐心细致地对家人解释说：“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
从1977年起，黄克诚同志一直住在一间旧房子里，那房子下雨天漏雨，冬天透风。即便如此，黄克诚从未觉得这处房子有何不妥之处。管理部门多次派人上门，劝他搬迁或翻修房子。黄克诚说：“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群众住房更困难，许多家庭几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起他们来，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不搬迁不翻修照样可以住，还是把搬迁、翻修的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
德馨则室不在大小。住房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民生需求，而是检验党性修养的试金石。党员干部对待住房、用车等物质待遇的态度，彰显党性、官德和人品。每名党员干部都应追求奋斗价值，弘扬实干精神，坚持奉公守廉、以公为先，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清廉自律铸就党性高度，不因清贫所怅，不为辛苦所累，做到本本分分做人、干干净净用权、堂堂正正为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