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痕如剑
■剑 钧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1917年9月，周恩来同志挥毫写下这首气贯长虹的诗篇时，年仅19岁，刚从南开中学毕业，即将东渡日本，以寻求革命真理。这首诗字里行间奔涌着青年周恩来“济世穷”的赤子之心与“图破壁”的凌云之志。此诗一如他的文风，从来不绕弯子，恰似一柄出鞘利剑，寒光凛冽，直奔要害而去。
100余年过去了，而今重读《大江歌罢掉头东》，我仍会激情满怀。犹记得1978年，我初读此诗后就被深深震撼了。那会儿，我在大学中文系读大一，以为文学的魅力，尽在文字的精致与情意的绵长。历尽岁月的沉淀，我方悟到，文学魅力的根基并不在文字本身，而在文字之外的广袤而真实的厚土，以及华夏文化底蕴所生成的文心与风骨。可以说，没有好的文风，再华美的辞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不是吗？周恩来在南开中学4年间，中华民族正处在灾难深重的危难之时。他写下激扬文字：“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或多难以固邦国论》1915年冬）透过泛黄的纸页，我仿佛看到那个17岁少年的深邃目光，穿透时光迷雾，将家国忧思和凌云抱负凝聚于笔端。
1916年5月，周恩来以一篇《诚能动物论》获全校作文比赛第一名。此文开宗明义，崇诚信、弃诈伪，将矛头对准当时的统治者：“虚伪可惑少数人，惑人类一时，不能惑人类最长时期。”阅卷的老师激动不已，批语道：“识见高超，理境澄彻”“用笔之遒劲，布局之绵密”。时任校长张伯苓先生盛赞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含以上二文，在南开求学时的52篇作文手稿，在1920年旅欧前夕，由周恩来亲手装订成册，交由同学保管。后经邓颖超交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以《周恩来南开中学作文笺评》书名出版。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获国文最佳奖。之前，他曾在南开校刊撰文，谈及好文章的三条标准：“全篇主意须具有识远超群之处；章法笔致须紧密完备；事实或议论应有关世道民俗”，想必这也符合他中学时代就形成的文风吧。
周恩来的文风，体现着他勤恳朴实的作风。无论在红军长征的漫卷红旗下，还是在重庆山城的曾家岩50号；无论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前，还是在太行山下的西柏坡村，都能看得到周副主席伏案笔耕的清癯剪影。
最难忘，在长征路上操劳的周恩来。他披星戴月，批改文书、签发文件，体力透支过多，加上又和红军战士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营养不良。中央沙窝会议之后，周恩来不幸病倒了，不能起身，是躺在担架上走过草地的。
1941年1月17日，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夜不能寐，悲愤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在次日《新华日报》最显眼的位置刊登题词，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在看过《新华日报》后，立马致电周恩来：“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旺。”
同年9月18日，周恩来撰写的《“九一八”十年》也刊发在《新华日报》：“我们誓愿和你们肩并肩的（地）抗战下去，一直打到东北原野，一直打到鸭绿江边，把东北人民从敌伪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把东北领土归还到中华民国的版图，这是我们纪念‘九一八’十年的决心，也正是你们‘九一八’十年来梦寐所不能忘的志愿！”字字铿锵，句句激昂。
1945年8月，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一时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目前紧急要求》，全文虽不足500字，却简明扼要地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等14项要求。这鲜明的亮剑，不但符合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愿望，也揭露了蒋介石蓄意挑动内战和加强独裁统治的本质。
我在想，能写出如此华章的人，其文风必定是这般模样：洗尽了浮躁的铅华，带着泥土的气息和硝烟的味道。如此文字，断然没有书斋里的迂腐气，也没有官样文章的装腔作势。这种文风就像延河水，看得见底下的沙石；就像边区乡亲酿的土酒，入口辛辣却暖入肺腑。那是一种行动的文字，可以在田野间、在战场上传阅与宣讲，其中每一个字，都像从民众心窝里掏出来，又经过他思想的锤炼，再稳稳地送回到民众心里去。
从南开学子到大国总理，周恩来的文风是一以贯之的。他作报告写文章一向言简意赅，从不拖泥带水。1949年12月，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政务会议，所发布的《政务院公告》，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在元旦和春节，一律不许宴客、收送礼物，并不相互拜年。全文仅39个字，可谓字字珠玑。
周恩来的文风像一道清流，荡涤着那些“文字含糊不清楚，笼统而不明确”的公文，以及“生硬僵化，不生动活泼”的文字。对于官僚主义的种种情状，他更是毫不容情。一篇写于1963年5月的《反对官僚主义》（《周恩来选集》下卷），如解剖刀般细细剖示了官僚主义的20种病相，断言其“十分有害、非常危险”。他不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还分析了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指出官僚主义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长期封建统治的遗产，“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这些批评的背后，是他对事物本质的透析。他所倡导的文风就是要用最经济的语言，承载最厚重的意义，仿佛一位巧匠，精心锤打每一个字，务求其精确、坚固，能担当起江山社稷的重托。
今夜，我仿佛又看到，周总理在案边灯下伏案写作的身影，与他在田垄乡间侧耳倾听的谦逊身姿渐渐重合了。他的文风不是从书斋里来，而是从革命的激流中来，从建设的炉火中来，从百姓的悲欢中来。这种文风因直面现实而锋利，因心系苍生而厚重。
周恩来同志为我们留下的墨痕如出鞘的利剑闪着光芒，印刻在历史深处，也印刻在人民心中。
（题图设计：贾国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