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她来插图
■易境均
前段日子，妻子单位组织爱国主义诵读比赛，她诵读了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我当时在连队当指导员，连长又没在，单位事务多无暇关注，只知道她日夜勤练。不久，她传来一张相片，告诉我她得了诵读比赛的第一名。
我惊讶不已。妻子性情内敛，比赛活动通常只是简单参与，很少有过人表现。后来听她同事讲起才知道，比赛中她读了一阵，便眼眶泛泪，那份难舍家国挚爱的哀婉之情，虽不激昂，却震撼人心，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找出《与妻书》的文本来读，看到“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这样的句子，想象着她诵书而泣的情景，心中久久难平。
回想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在上学。我是清华大学的国防生，她在厦门大学读书，一开始便是异地恋。有一天，她来北京看我，我们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忽然天降大雨，我们买了把伞，踩着凉鞋在雨中踱步，不顾周围行人的匆匆疾行。我们脚步默契，像军人般整齐铿锵。她忽然哼起我教她的《强军战歌》，我们便一同在雨中唱起来。风雨缠绵，我们的歌声也渐渐响亮，仿佛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人。她开心极了，脚步渐欢，水花溅上裤脚也毫不在意。那时我便认定了，她是个可爱至极的姑娘，我们彼此能够倾吐理想，托付一生。
这一认定便是9年光阴。这9年里，我们多为异地相恋。我与妻子皆不善于用言语表情达意，因此，在无法以拥抱和日常的相处相互慰藉的日子，只好多在精神的互动中收获情感的满足，撰文、作画传情示爱。
我的妻子常以恬淡待人，很少有激烈的情绪，却会为我创作的小说里人物的命运遭遇而或喜或怒。我们少有的几次吵架，竟都是因为我对故事的主人公过于苛刻或不能安排出恰当的结局。虽是如此，她却仍是我的忠实受众和“头号粉丝”，她说，自己从我这里得到过的最大褒奖是曾邀请她为小说里的人物起个可爱的名字。她不甘心只是对我的文字品评一二，特地拜师学了绘画，尝试以画作来应和我的写作。她曾凭借我文章中的见闻、情绪，创作几幅素描或水彩画回赠于我。寥寥几笔，彩墨铺陈，我知道，她懂我。
当我远赴西北戈壁工作时，为了抚慰她，我曾经每天为她创作一篇睡前故事，这习惯坚持了一年多，她竟也不辞辛苦地为每一篇故事配上一幅画。后来在我们的婚礼上，她唯一的要求是将我为她创作的400余个睡前故事以及她为故事所配的画作，制成卡片，赠予宾客，作为我们爱情的见证。
即便今天即时通信已如此发达，我们仍长期保持着通信的习惯。在遭遇困境或是面临抉择的时刻，我们都会收到对方的一纸信笺，或吐露衷肠，或提些中肯建议。我们逐渐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观念：在那张朴实无华的信纸上，哪怕用油墨书写的是只言片语，也能表达出一种可贵的重视和深沉的关怀。
妻子的字体兼具苍劲与娟秀，我常常暗自羡慕。我虽字迹不佳，却也无心习练。有次她利用两月余的时间制作了两本字帖，亲笔书写，合纸装订，叫我拓着她的字练习，感受她的情思，会更有长进的动力。她竟拿爱情“绑架”于我，使我受宠若惊。我将两本字帖悉心保存，至今也不舍得在这份饱含爱意的礼物上写上一笔。
我们还曾一起写诗，我写一句，她写一句。例如，“她爱看，晨光前后/世界不同的面貌/而黄昏，以及路过的风/带不来希望和依靠/昨夜，她梦见百年后青丝还鬓角/为这梦，她清晨含笑。”你一言我一语，起初只是闹着玩，后来竟也有些意趣。我本不懂写诗，那时我在某舟桥旅当实习排长，竟在思念的“蛊惑”下，写出一部小小的诗集。爱情真会使人变化。
如今，我俩的默契已在时间的长河里洗练凝结，能将最复杂纠结的沟通以三两语句消弭于点头意会中，甚至兴致爱好也已经融为一炉。金庸先生逝世时，我们均是感慨良多，两人整个午后在咖啡馆里互诉“武侠梦”，如知己般相互宽慰。我嗜好读书，搬家由妻子一手操办，她为家里购置的第一件家具便是一架宽大厚重的书柜。她搜罗整理，把我多年的藏书都摆了上去。那些书里有我的批注和笔记，她时而翻开来瞧瞧，或发信息问我批注背后的“玄机妙义”，闲暇时光恍然间度过，便如有我在身旁陪伴。
我的妻子全名叫赵可欣，我常叫她“老赵”，是效仿钱钟书先生将他的妻子杨绛唤作“杨先生”，表达既敬且爱，情意端正而充沛。多年来，她与我相爱甚笃，无论何时都全身心支持我，即便我身处戈壁，无暇照顾她，也未曾感受过她的凄怨不满。如今我们已是恩爱并存，水乳难分。
朋友们常说我们的爱情缺少烟火气，仿佛生活的琐碎与人性的脆弱都不曾侵害它的纯洁真挚。我们俩虽相隔千里，却总像氤氲在诗情画意里一般，尽得人间美好。人生长路，有人愿在追求理想与事业的道路上同你相知相伴，实是生平可慰。
（谌 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