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用朴实的行动诠释——
什么是老百姓认可的政绩
■郭文慧 马晓敏
90多年前，在中央苏区瑞金，我们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一件事——什么是老百姓认可的政绩。
一
1929年2月的瑞金大柏地，接连失利、转战至此的红4军，就像陈毅所说已经到了“弹尽援绝之时”。正值除夕，当地老乡因为不了解这支队伍，大都躲进了山里。为了打赢接下来的战斗，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商议后，决定暂时借用老乡家里的粮食应急，并写下欠条。3个月后，红4军回师大柏地，把欠的粮食一分不少地全部兑还。经过这件事，当地老乡都说“红军说话算数”。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刻在每一个苏区干部心里的行为准则。
在苏区，我们能看到这样再朴素不过的场景：为了解决沙洲坝村民常年吃脏塘水的难题，毛泽东带头破除“挖井坏风水”的旧俗，亲手扛起锄头挖水井；朱德忙完军务就下田，帮农民插秧收稻；张闻天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上山为独居的红军家属砍柴……还有被老百姓叫做“穷人的主席”的方志敏，他经手的款项数额很大。母亲因为家里负债来找他要钱，妻兄为了营救因他被捕的妻子来找他筹钱，他都直言相拒——他当的是穷人的主席，手里的钱，只能为老百姓办事。在他的领导下，赣东北苏区迅速发展壮大，创办了一大批厂矿，工业建设蓬勃发展，群众生活日渐向上。
老百姓认的，永远是说话算数、心里装着他们的人。所以，后来苏区发行公债支援革命，老百姓纷纷节衣缩食，哪怕忍饥挨饿、甚至变卖金银首饰，也义无反顾、倾其所有踊跃购买——这就是老百姓用实际行动投出的“信任票”。
二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不是靠表态，而是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老百姓可感可及。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二苏大会”）上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二苏大会”上被毛泽东称赞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兴国县长冈乡、上杭县才溪乡，之所以能成为全苏区的“模范乡”，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把群众的生活小事，当成了自己的头等大事。
1933年闹夏荒，长冈乡群众缺粮断炊，乡苏维埃政府专门组织人手，从200多里外的公略县调运粮食过来救济；贫苦农民马荣海家的房子被火烧了，乡苏维埃政府立刻发动群众帮工捐料，3天就帮他盖起了新房。在才溪乡，红军家属生病了，有人代请医买药、喂猪鸡、看护老人小孩，解除了前线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
苏区时期，只有240万人口的赣南，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前参战，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老百姓有什么难处，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想什么办法。针对留守妇女参加生产和苏维埃工作没人带小孩的难题，1934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出台《托儿所组织条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办托儿所，让工农群众的孩子能就近入托。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生产困难等问题，1934年1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带头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积极参加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帮助红军家属和贫雇农干农活。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真正的政绩，不仅要顾好眼前的柴米油盐，还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哪怕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连天战火里，苏区的党员干部也始终在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就拿文化教育来说，过去国民党统治时，这里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10%左右，绝大多数穷苦孩子没有读书的机会。而在苏区，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努力下，普遍建起了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等，大力开展扫盲识字运动。根据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2931个乡里，一共有3052所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在校学生近9万人，苏区的大部分适龄儿童都能免费上学。像兴国县长冈乡，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老百姓，后来都能认四五十个字，少数能认七八十个字。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自豪地说：“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与此同时，在政治建设上，苏区推行民主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凡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在16岁以上均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农劳苦民众第一次享有了民主权利；在经济建设上，成立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破解敌人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物价飞涨难题；在社会建设上，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开展移风易俗运动……就像方志敏笔下写的，苏区“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三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支传唱至今的兴国山歌，就是老百姓对苏区干部作风最直白的褒奖。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讲得更通俗：“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正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成了苏区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李坚真，1931年担任福建长汀县委书记时，就靠着“腿勤、手勤、嘴勤”的“三勤”要诀，经常往下面跑，往群众家里钻，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群众需求，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把长汀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毛泽东夸她“这个女同志不简单”。
我们现在熟知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正是在一次次调查研究、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出来的。1931年夏天，毛泽东向李坚真了解闽西土地革命的情况。李坚真反映，有人主张按人口平分土地，也有人主张按劳动力分，老人、小孩只分三分之一，妇女只分半份，妇女和多子女的群众意见很大，提议“按人口平均分配”“中间不动两头平”。毛泽东把这些来自群众的真实诉求和实践经验，总结成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顺利推进了赣南、闽西苏区的土地斗争，让贫苦农民第一次真正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苏区的革命岁月，伴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物资匮乏、财力紧张，军民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越是难，苏区干部越是吃苦在前、带头担当，创造了被毛泽东盛赞的“第一等的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由于苏区的青壮年大多参军上了前线，致使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其中，兴国县最为突出——全县80%的青壮年都参军参战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头等大事。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带头打破“妇娘犁田，要遭雷劈”的封建迷信，自己先学会了犁田、耙田，然后组织妇女成立耕田队、劳动互助组，培养了一大批耕田能手，带领苏区妇女撑起了农业生产的“半边天”，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斗争。
苏区干部从来不讲价钱、也不讲困难，正如苏区女干部危秀英回忆的那样，“执行上级指示不过夜，上级指到哪里就干到哪”，再难的事，也能靠着一股子韧劲，干出实实在在的成效。今天，当我们回看苏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能从一个维度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密码——答案就在给老百姓还回去的每一斤粮食里，在3天就盖起来的新房里，在一瓢瓢清冽的井水里，在孩子们读书的课堂里……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从来都是“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政绩好不好，最终的阅卷人是老百姓。这份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刻进中国共产党人骨子里的初心，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鲜活而昂扬的力量。
瑞金曾有多达10个以烈士姓名命名的乡和村——
红土地上的红色印记
■钟燕林
江西瑞金，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泽覃、拔英、希平、国兴……瑞金曾有多达10个以烈士姓名命名的乡和村。这些烈士有为创建红色政权献身的革命先驱，有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这些名字成为立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丰碑。
泽覃乡，以毛泽东同志胞弟、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毛泽覃烈士之名命名。毛泽覃是朱毛井冈山会师的重要联络人。1932年10月，毛泽覃奉调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3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活动中，他因作战勇猛、战功卓著，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毛泽覃奉命留守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在闽赣边界的深山密林中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时被敌人重兵包围。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于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9岁。1969年1月，为纪念毛泽覃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瑞金县安治公社改名为泽覃公社。1984年撤社建乡，更名为泽覃乡。
泽覃乡的希平村，原名安治前村，是瑞金首任县委书记邓希平烈士的家乡。1898年出生的邓希平，是瑞金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他回乡创办“醒群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唤醒贫苦群众的革命觉悟。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作为总指挥领导安治暴动，树起了瑞金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面红旗，随后指挥暴动队伍攻克县城，当选中共瑞金县委首任书记，领导瑞金人民开展了第一次分田运动，揭开了瑞金土地革命的新篇章。1931年7月，邓希平被害于城南象咀岗，时年33岁，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8年，绵江垦殖场设希平大队，1961年属安治公社设希平大队，1969年属泽覃公社设希平大队，后改成泽覃乡希平村。
在瑞金，还有许多以烈士的姓名命名的乡、村，它们默默讲述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与泽覃乡遥遥相望的拔英乡，是以瑞金早期革命领导人曾拔英烈士之名命名的。曾拔英是瑞金第一批共产党员，也是瑞金红色政权的重要奠基人。中学毕业后，他怀着“为国家拔擢英才”的志向，回乡创办平民学堂，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进驻瑞金后，他与刘忠恩、邓希平等人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建瑞金第一个党支部，从此他全身心投入革命，数次变卖田产房产补充革命经费。1930年，他与邓希平、杨斗文等人先后发动安治、武阳暴动，打响了瑞金工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指挥各路暴动队伍攻克县城，建立瑞金苏维埃政权，先后任中共瑞金县委常委、秘书长，瑞金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1931年8月，曾拔英被害于瑞金，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纪念这位本土革命先驱，1958年当地设拔英公社，1984年改为拔英乡。他出生的蓝田村也更名为拔英村。
武阳镇国兴村原名马荠塘村，是为纪念被群众称为“打不死的刘司令”的刘国兴烈士而更名。1929年入党的刘国兴，是瑞金著名的游击指挥员。中央红军长征后，他临危受命任武阳游击队司令，在闽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部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后奉命重返瑞金，任中共汀瑞县委书记兼汀瑞游击队政委，秘密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武装。1942年，刘国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被囚禁于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组织难友开展绝食斗争。1944年冬，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年仅45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家乡被正式定名为国兴村。
刘步权先后担任新中区农协队长、新迳区委书记兼军事部长，在瑞金、会昌交界一带组织群众参军支前、发展地方武装，坚持苏区斗争。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刘步权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任瑞金县游击队参谋长，在铜钵山、白竹寨、武夷山区一带与敌人周旋，多次带领游击队突破国民党军的“清剿”。1935年4月，刘步权不幸在敌人包围中被捕。面对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绝不屈服。同年5月，他英勇就义，时年25岁。为纪念刘步权烈士，他的家乡纺车坑一带被命名为步权村。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拔英乡荣新村，从刘德荣（烈士名册记载有两位同名者）、刘惟新等烈士的名字中取字，以此铭记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拔英乡桂清村，以张英桂、谢益清两位烈士的名字组合命名，寄托着群众对英雄的深切缅怀。因行政区划调整，一些村子已撤销建制，但烈士的名字与事迹，依然被当地群众口口相传。
山河不语，丰碑永存。这些以英烈之名命名的地名，已成为瑞金鲜活的红色教材。如今，在泽覃乡，毛泽覃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每年清明，许多党员、群众前来祭拜，毛泽覃的事迹被编入校本教材，融入孩子们的精神血脉。在希平村，烈士纪念设施常年有人祭扫；村史馆里的事迹陈列，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在拔英乡，“曾拔英故里”的牌楼静静矗立，烈士的革命故事被写进村史，成为党员干部开展党日活动的生动教材……
英雄的名字，从未褪色；革命者的精神，生生不息。当年，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如今，红土地的人民用朴素的方式缅怀着英雄。
（学术支持：褚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