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征路 衣装见初心
——回望红军长征中的服装保障
■徐 平
红军棕皮背心。
红军斗笠。
红军草鞋。
红六军团长征时的军帽。
红军御寒棉衣。以上均为资料照片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随后，各路红军相继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经过艰苦转战，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会师，标志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
漫漫长征路上，红军官兵以钢铁意志闯过无数生死难关，身上的粗布军装、自制草鞋、羊毛线衣，既是保障战斗生活和抵御严寒的随身装备，更是这段艰苦卓绝征程的鲜活见证，镌刻着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映照着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初心本色。
红一方面军——
攻坚克难，军民同心保障远征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主力开拔前，中央苏区群众全力支前，广泛筹集粮食、被服、斗笠等军需物资，为远征的红军筑牢后勤基础。福建长汀红军斗笠厂生产出20余万顶红军斗笠，保障中央红军出发时基本实现每人一顶斗笠；长汀被服厂每日加班两小时赶制出大批被服，保障了红九军团在开拔前补充薄棉衣、夹被、救护绷带等军需品。同期，福建宁化也在7月至10月的支前突击中，筹集军粮14余万担、草鞋1万余双、军衣1000余套等大批物资，源源不断送往红军各部。
出发前夕，中革军委为每位指战员发放一套新军装。长征出发时正值南方秋季，这套军装完全适配行军需求。12月初，部队进入湘粤交界五岭地区、翻越老山界时，高寒多变的“十里不同天”气候，让单薄军衣难以抵御刺骨寒意。
面对无后方作战的补给困境，长征开始后，多数苏区被服厂进行了缩编，部分骨干力量随主力转移，各军供给部保留3至5名缝纫工，配备2台缝纫机，随时为部队修补、制作急需的被装。指战员每人随身携带两三双草鞋，行军间隙人人动手打草鞋，保障长途行军的基本需求。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时，经过近3个月连续转战，原有军装大多磨损严重。杨得志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我们这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连续作战，由于脱离了根据地，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打赤脚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竟有七八种颜色和式样。有的同志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缠在身上……”部队在遵义休整10余天，一方面采购布匹请当地群众帮忙剪裁缝制新军衣，一方面动员战士自己动手制作，同时组织城内被服厂日夜开工，为每位指战员补充了一两套新军衣，勉强支撑后续四渡赤水的御寒需求。此后近9个月的行军中，部队再未得到成批更换军装的机会。
部队进入西康境内后，气温骤降。从南方带来的单衣无法御寒，当地又难买到布匹和棉花。指战员们便就地取材，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捻线，编织毛衣、毛裤、毛袜等御寒衣物，有效缓解了物资匮乏的困境。翻越雪山前来不及筹备棉衣，有的战士就把两件单衣缝在一起，中间填充破棉絮和干草做成简易御寒衣；有的找来牛羊皮，中间剪开领口、两侧缝合做成皮背心。但绝大多数指战员仍身着单衣单裤，脚穿草编、麻绳编或布条编的草鞋，根本不具备御寒能力。老红军谭发贵回忆道：“我们身上都是单衣，有的还是短裤，脚上穿着草鞋，而且早已破烂不堪。毛主席和我们一样，穿着那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脚上穿着布鞋，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身上背一块雨布。”
红军在过草地时，气候变幻无常，条件极端恶劣。杨成武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草地里，不仅道路难走，而且衣食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衣服方面：我们由江西出发时发了两套衣服，到贵州遵义补发了一套，到此时已快到十个月了。所以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气候奇寒，大家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绝大多数指战员早已衣衫褴褛。当年陕北冬天提前降临，大雪纷飞、寒气逼人。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而一军团当时尚缺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部队靠士气旺盛御寒，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解决棉衣等军需、给养问题。”关键时刻，直罗镇大捷为红军及时补给军需，犹如雪中送炭。此战，红军歼敌1个师另1个团，缴获大量棉衣等军需物资，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也让红军指战员在战役结束后全部穿上了过冬棉衣。
红四方面军——
就地取材，官兵动手自制军衣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自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开启，直至1936年10月会宁大会师胜利结束。在此期间，部队有近1年时间在川康边藏区艰苦转战，当地物资基础薄弱，布匹极度稀缺。面对无后方作战的困境，指战员们就地取材，利用当地出产的羊毛、牦牛皮自制毛衣、皮衣；同时兴办小型随军军工厂，组织有手艺的能工巧匠修枪械、打战刀、编斗笠、缝制被服，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条件下，基本缓解了部队的被装供应难题。
在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提前进行必要的物资筹备：一方面发动全体指战员动手编织毛衣、毛裤，明确要求每人随身携带1张羊皮、5根干树枝，同时以连排为单位统一筹备辣椒、生姜、白酒等御寒物资；另一方面在出发前逐人检查行装，要求每人配齐三样基本物资：一是装有3天口粮的粮袋；二是棉衣或毛衣，没有厚衣物的至少备一身单衣；三是每人携带3至5双草鞋。此外，还要做好武器弹药方面的相应准备。第三次过草地时已近隆冬，高原气候酷寒刺骨，当地不产棉花。指战员们便上山割取棕树纤维编织成蓑衣御寒，或是直接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当作贴身背心穿在身上。
长征的艰苦磨砺，让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普遍熟练掌握了打草鞋的技能，还逐步学会了剪制皮衣、撕揉羊皮、捻毛线，以及编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的手艺。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提前筹备了大批慰问物资，其中就包含大量自制的被装品类。
为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到来，红四方面军一方面在藏族群众的支援下筹集采购了大批牛羊，储备充足的粮食物资。另一方面，发起全员织毛衣活动，结合再过草地、顺利北上抗日的御寒需求，给每位指战员分配了织两件毛衣的任务：一件留作自用，保障自身长途行军的被装需求，另一件作为会师礼物送给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让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也能拿到御寒衣物。
红二方面军——
因地制宜，多方筹措解决服装
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7月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长征途中，部队始终要求各单位因地制宜解决衣物补给，适应西南地区复杂多变的山地、高原气候条件。
为保障行军中的被装需求，红二、红六军团专门编有一支五六十人的随军缝工连，配备两台缝纫机，在转战间隙赶制军帽和部分军服。由于沿途难以采购到红军传统的灰布，部队大多就地取用西南当地出产的黑布制作军服。到三大主力会师时，不少战友正是通过辨识度极高的黑色军装，一眼就能辨认出红二方面军的指战员。
即便有缝工连的全力生产，受艰苦转战的条件限制，全军依然很难做到人人按时领到统一军装，不少新入伍的战士很长时间都没有制式军服。老红军夏精才回忆，1935年初他在贵州黔西参加红军时，身上还穿着破裤子，入伍后很久都没领到新军装，后来打土豪时连队分给他一条绸缎裤子，这条裤子他一直穿到了陕北。
也正是因为物资补给条件有限，长征途中红二、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装束各有鲜明特点：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大多是从江西苏区一路转战而来，习惯背着包袱、雨伞，腰上别着饭袋，脚穿布鞋；红二军团的军装样式更不统一，军帽大小不一，指战员们都在身上捆着标志性的红带子，背着斗笠，脚穿草鞋。1936年7月，部队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考虑到这支部队长期转战缺乏御寒物资，特意发动全军动手赶织毛衣，并将其中几十件毛衣、上百件羊皮背心赠送给红二、红六军团。这批珍贵的御寒物资优先发放给了体弱的战士、小战士和女同志，帮大家顺利适应了高原的严寒环境。
时任红二军团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的范子瑜回忆，红军的物资补给基本以缴获为核心，缴获到什么就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每打下一座城镇，后勤机关的首要任务就是采购布匹赶制军帽，蓝布、灰布都能作为制作原料。当时，红军的着装样式十分繁杂，除花衣服不允许穿着外，其余各类衣物都能拿来使用，收集到的花布则留下来用于打草鞋。红军日常穿的草鞋都是用布打的，行军时脚上穿一双，每人背上还要背两双。草鞋是长征行军的核心必需品，没有它就无法完成长途跋涉，因此几乎所有红军战士都掌握打草鞋的手艺，实在不会打的也会请战友帮忙打好两双背在身上。直到长征结束，部队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之后，全军才实现每人发放两套衣服，一套由红军总部统一配发，另一套由部队自行赶制，两套均为灰色制式军装，至此部队的着装才真正实现整齐划一。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漫漫长征路上，一件军衣、一双草鞋，从来都不只是普通的行军装备：它们印着苏区群众连夜赶缝的针脚，藏着战友间推让御寒衣物的温度，也见证了沿途各族群众冒着风险筹送布匹的鱼水深情。红军靠着就地取材、军民同心、友军互助的力量，扛过了雪山草地的严寒，以顽强意志克服服装补给的极端困难，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服装物件，正是伟大长征鲜活的见证，也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沉淀下珍贵的精神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