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领导中枢的三次转变
■褚 银
长征,不只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中,党和红军先后出现三个被称为“三人团”的组织:长征前夕成立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以及遵义会议后成立的“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透过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何正视并解决问题,从而绝处逢生。
一
1934年4月底,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苏区形势日趋恶化,人力、物力消耗巨大。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了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在计划中提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方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李德拟定的计划。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绝大多数委员,原则上都同意突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6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同时复电提醒,中央苏区仍具备继续坚持斗争的条件,应当一边继续作战,一边为主力撤离做好准备。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当时,“三人团”虽属临时性组织,实际上统一指挥苏区的所有事务,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没有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直至长征初期,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战略,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红军又遭受严重损失,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从通道会议起,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开始逐步削弱。直到遵义会议,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完全排除了李德的军事决策权和指挥权,使军队的领导和指挥重新回到正确轨道。
二
按照最高“三人团”原来的打算,是要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的,后因毛泽东、张闻天有异议,才让他们留在总部。这样,张闻天就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与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它不是经中央正式决定成立的机构,而是在同错误路线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政治组合。
由于对不少问题看法比较接近,以及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感受,张闻天同毛泽东渐渐走到一起。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再到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一再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击。自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同博古产生了分歧,导致张闻天在组织上也受到排挤。眼看反“围剿”战争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根据地。他们心中都有抑郁、愤懑之情。出发前有一天,张闻天同毛泽东坐在云山古寺前一棵黄槲树下的石凳上聊天。张闻天把心中的不快都向毛泽东谈了出来,两人进行了坦诚的谈心。
踏上突围西征的路程时,毛泽东邀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那时毛、王二人,一病一伤。毛泽东身患的恶性疟疾刚被控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二人都躺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这种特定环境,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有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讨论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上。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重兵,设置四道封锁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
毛泽东首先争取了王稼祥。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种种忧虑。毛泽东结合实际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王稼祥更加坚定了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决心。随后,王稼祥又找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黎平会议后,在到达离遵义不远的地方时,王稼祥首先向毛泽东提议:这样下去不行,应当开个会总结经验,把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提议,主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三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议对军事指挥作出改变:“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受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进行分工。在毛泽东提议下,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中央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但前敌司令部不能自主决定作战行动。
3月10日,红一军团领导致电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随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动“打鼓新场战斗”问题。到会的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并表示如坚持进攻,他将辞去前敌政治委员一职。张闻天主持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一般原则作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担任没几天的新职因此被撤销。散会后,毛泽东实在放心不下,深感攻打打鼓新场极为不利,会给红军造成损失。于是,毛泽东夜里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谈,要他把进攻的命令晚一点发,再想一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清晨,中央再次开会讨论,最终决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
这件事使毛泽东感到,指挥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应该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毛泽东提议,3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
周恩来后来回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陈云也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军事小组。”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中记述:“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
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3月成立到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自行取消,前后存在了3个月时间,时间虽短,但它在长征史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从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到“中央队三人团”,再到“新三人团”,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自我纠错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自我纠错,使红军摆脱了错误军事路线的束缚,在惊心动魄的行军作战中重新赢得主动,最终走出绝境、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