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海茫茫 向阳而行
——驻疆某部两位老兵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
张长文(右)与杨栓和(左)在新老兵交流会现场拥抱。
“当年,我们就是通过这副望远镜搜寻到一个个目标。这根伞绳,是杨栓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找到的……”近日,在驻疆某部新老兵交流会上,受邀前来的84岁该部原副总工程师张长文,和他曾经的老部下、原测量站五队队长杨栓和,共同回忆坚守大漠的艰苦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长文、杨栓和先后奔赴大漠戈壁。从在茫茫大漠里修建点号,到前出一线执行任务,他们始终坚守在任务最前沿。“这两个老物件陪了我几十年,现在把它们交给你们了。”交流活动结束时,张长文向老部队捐赠了那副望远镜和那根伞绳,希望年轻官兵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续写荣光。
有个地方叫“向阳”
■驻疆某部原副总工程师 张长文
1961年,我从炮兵技术学院毕业,坐着火车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报到第一天,我领到一把铁锹,受领的第一个任务是建设点号。
春秋沙尘扬,夏天蚊虫咬,冬天风雪吼。点号建设初期,在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至今,我还记得那时流传的一首歌谣:“点号远,点号遥,点号青菜见不着;点号镐,点号锹,点号吃水扁担挑。”当地井水含碱量大,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官兵们就挖坑积雨水饮用,俗称“涝坝水”。
1962年,驻疆某部官兵割芦苇搭建临时住所。
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自己动手烧沥青、拉砂石浇筑楼体,脱土坯、捆芦苇搭建临时住所。
1963年5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营房顺利竣工。一天吃早饭时,旭日东升,阳光洒在崭新的营房上。主持施工的股长张忠元来了灵感,说:“这地方就叫‘向阳’吧!”
“向阳!向阳!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在欢呼声中,我们的点号有了自己的名字,这片荒漠从此也多了一个叫“向阳”的地方。
1972年,我和张股长联系地方运来一些树苗,组织大家在沙海种下“希望”。渐渐地,营区修建了道路和篮球场,种植了百余亩小麦和蔬菜,建起了卫生所,营区建设初具规模。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确很苦很难,但也很锻炼人,一代代官兵在这个“苦地方、远地方”磨砺成长。1976年,我调至某测量站任副股长。离开向阳点号时,测地搜索中队中队长孙飞交给我一副望远镜,说我在新岗位用得上。对我来说,这副望远镜就是向阳精神的象征,常常让我想起在向阳点号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岁月,激励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后来每次执行任务我都带着它,陪我一次次深入大漠。
1979年,驻疆某部官兵跋涉荒漠执行任务。
1979年的一天,我带队执行搜索任务。我们每人只揣着一个干馒头,因为穿着防护服,不敢吃多喝多。在茫茫沙海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艰难地徒步前行,一点点扩大搜索范围。忽然,一支分队在一处长满骆驼刺的沙丘下发现一个任务目标。这一喜讯鼓舞着大家,在苦苦搜索中陆续回收很多有价值的目标。15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在天黑前完成搜索任务。回到营区,我的眼眶留下望远镜的压痕,视力都有些模糊。后来进行复盘,大家都认为能圆满完成任务,靠的是决不放弃的精神和敢于挑战不可能的勇气。
1983年4月,我已是某测量站副站长。那一次,执行某项搜索任务时,人员已提前一天在场区就位,计划第二天展开任务,当天返回。可那晚天气骤变,狂风大作,我们与场区内任务人员失去联络,不仅任务进展情况不清楚,物资也无法投送补充。
第三天风速依旧不减,坐立不安的我直接跑到气象台预报室里等待,傍晚天气稍好后立刻安排直升机起飞,给场区内任务人员空投食品和水。听机组人员讲,场区内的战友们看见直升机来了都没有欢呼的力气,两天断水断粮让他们十分虚弱。
短暂就餐后,任务人员没来得及休息就收到任务开始的通知,立刻展开搜索。直到第四天凌晨,任务分队终于归来。当看到这群步履蹒跚、浑身沙土的战友脸上疲惫的笑容,我们知道任务完成了。我带来的这根伞绳,就是当时参加任务归来的杨栓和交给我的。
退休离开新疆时,我带走了那根伞绳,并特意向单位申请买下那副望远镜留作纪念。今天,我把这两个老物件捐赠给部队,希望同志们不要忘了我们“从哪里来”,希望老一辈“大漠守望者”不会被忘记,希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1975年,驻疆某部官兵在执行任务。
我的战位在“靶心”
■驻疆某部原测量站五队队长 杨栓和
1976年底,我入伍来到驻疆某部。新训结束后,我满怀好奇走进了测绘搜索连。
进入戈壁大漠之初,漫天黄沙给我心头“蒙”上了阴影。碗里的掺沙饭,杯里的“涝坝水”,都让我难以下咽。然而,看到老兵们吃得那么香,看到大家都能坚持,我也不好意思叫苦叫累,咬咬牙挺了过来。
后来,听战友们说,连队承担着当时国防领域最先进装备的测量搜索任务。我们的岗位,就在最危险的“靶心”,可以说是装备的“质检员”和“回收站”。
“怕吃苦、怕受累、怕死的人,在搜索连是干不下去的。”战友们的话,激起了我的斗志,也让我认识到,能成为一名搜索兵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使命光荣,重任在肩。因此,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觉得苦了,每天想的是如何能尽快胜任岗位,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搜索任务。
1978年深秋,执行某项任务时,装备落在一处流沙地带,钻入地下,挖掘和回收困难很大。当我们挖到5米深时,流沙突然将一名战友埋进深坑,情况十分危急。在场的官兵都非常着急,想用铁锹去挖,连长大喊一声:“不能用铁锹挖,小心破坏装备。”他急忙跳到坑里用手去刨,大家也纷纷跳下去,争先恐后地用手刨。半小时后,那名战友得救了,可不少人指甲掉了、手掌破了,却没有人叫一声疼。
1979年,我被任命为代理排长,同年光荣入党。那一年,进行某装备定型试验时,我们奉命在场区搜索装备残骸。当时,由于目标掉进大漠深处危险区,搜索非常困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了兵就不能怕牺牲!”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进入任务区。
穿着防护衣,戴着防毒面罩,我们几番搜索仍没有发现目标。技术人员考虑到我们体力消耗太大,建议不要再找了,但也流露出惋惜之意。因为如果找到残骸,可以鉴定装备某项性能;如果找不到,损失不可弥补。
“要找,必须找到!”当时,测量站副股长张长文果断下令,重新规划线路,亲自带队进入危险区继续寻找。当我们找到残骸回到宿营地,脱下防护服时发现,皮肤都被汗水泡白了。
1984年夏天,我们奉命在和田地区执行任务。任务地域气候变化无常,不仅是汽车,连骆驼也难以通行。一次测量中,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和一名战士背着钢标、仪器,踏着松软滚烫的黄沙艰难跋涉。完成任务返回时,沙暴突然袭来,顿时天昏地暗。我俩手拉着手与风沙搏斗,终因干渴、饥饿栽倒在沙梁上。我觉得身上的皮肤先是像冒出一层油一样黏腻,后来像树皮一样干皱,舌头干涩得动都动不了。
那时,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爬也要爬出去。就这样,我们爬一会儿晕过去,醒来后接着爬,一直爬了近5公里,终于坚持到营救队员赶到。那50多个小时里,我们与死神进行了一场顽强搏斗,最终拿到测量全部数据,圆满完成任务。
1985年,我获得“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赴京参加颁奖大会。这份荣誉,应当归功于组织的培养,更应当归功于和我一起战斗的战友。
后来,因为家庭原因,我转业回家照顾父母。离开部队时,我的内心真的非常不舍。在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我和战友们参加了50多次搜索回收任务。我只是尽了一名搜索兵的义务,但组织给了我很多荣誉,我先后4次荣立三等功。
驻守戈壁大漠的部队苦,在大漠深处担负搜索任务的官兵更苦。即使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传统不能丢。老部队成立50周年时,我回来过一次,欣慰地发现老一辈留下来的精神没有变。也许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但我们的事业是光荣的,我们的使命是崇高的!
(高浚峰整理)
(本文供图:张建烨、张皓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