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桑正浩
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同志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由于行政事务多，他写信请求将自己降为副职，以便集中精力专司重大技术问题研究。后来钱学森还多次请辞职务，以至于他一生虽担任多项要职，但职务以“副”居多。“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坚持的做人原则。
“科学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被评为“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时，组委会颁奖词中的这句话是他人生的鲜活写照，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生动体现。
跟钱学森一样，彭桓武同志也是淡泊名利的人。1978年，彭桓武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任期一结束便向院领导请辞所长一职，并推荐年轻同志担任。当时，有同事建议他任名誉所长，他表示“不要这样为好，我也很不愿意这样，挂名的‘名誉’”。
王淦昌同志一辈子看重事业，坚持“献身科学”。1961年4月，相关部门领导请王淦昌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当时，他已在高能粒子物理领域取得很大成就，接受邀请意味着要褪去高光、转入幕后，从事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对此，王淦昌说：“我愿以身许国！”一诺千金！他此后化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
朱光亚同志是我国首枚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领域公认的“众帅之帅”。1996年，解放军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在报请朱光亚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邓稼先同志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即便在病重期间，他仍牵挂着国防尖端武器研究，并叮嘱工作人员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很多“两弹一星”元勋都很朴素，将金钱名利看得很淡。郭永怀同志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将早年在国外的一点积蓄和几年前认购的经济建设公债共48460余元奉上”，这几乎是他家的全部积蓄。朱光亚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并叮嘱不要宣扬。钱学森甚至连奖金的支票还没拿到手，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全部捐给我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钱学森谈到所从事的科研工作时曾说：“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两弹一星”元勋们用大写的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贪图享受、追名逐利的人，而是信念坚定、质朴为公、甘于奉献的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以他们为镜，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干干净净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