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遗嘱：“一心跟党走就是我的初心”
2016年6月9日，田伯芬老人和老伴何良英给牺牲在维和战场的申亮亮的妈妈捐献2000元。
“我和老何都是党的人，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今天老何走了，我要代表他，向全家提出四条要求：
第一，全家人都要向老何学习，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啥时候都不动摇，都不含糊。
第二，尽管家里还有很多困难，但全家人不能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我作为一个老党员要带头说到做到。
第三，不收组织和社会上的慰问金。
第四，按照老伴提出的遗嘱，我要代表他向党组织交最后一次党费。”
2019年6月6日下午，当这一行行略带颤抖歪斜的字迹，被田伯芬满是皱纹的手，从一本破旧的笔记本中翻开显露的那一刻，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眼眶通红、集体沉默。
这份遗嘱，是老伴去世时，她在灵堂向全家老小念出的要求。
2018年12月，老伴何良英去世，田伯芬顶着巨大的悲痛料理后事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老伴曾经留下的遗言。
那是2016年，老伴曾经表达过的不收礼金等期望，田伯芬连夜一笔一划地将之写在笔记本上。在追悼会上，她当众念了出来。
团结坝社区党委当时送去了200元慰问金，田伯芬指着笔记本上的四条要求，坚持不收。双方坚持许久后，老人沉默了片刻。
“这钱，就当作老何最后一笔党费吧，这也是他的遗愿之一。”田伯芬的话，再次让现场众人泪奔。
田伯芬老人进课堂给孩子们讲传统。
田伯芬出生于1935年，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内忧外患中，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难。
“我的爷爷奶奶，租地主的田地，累死累活一年下来，自己只能得三成，你说苦不苦？”田伯芬平时性情恬淡，只有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才会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
田伯芬记忆里爷爷奶奶的身影，永远是佝偻着劳作的样子，似乎永远没有直起腰来的时候。
“你们现在哪里看得到地主压迫农民？”老人和善的双眸也会因为回忆而泛红。
她母亲一共生育了12个子女，然而，最终挣扎活下来的，只有7个。
“我到这个年纪了，还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个弟弟眼睛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瞎了，最后还淹死了。”老人的胸口的起伏，随着讲述越来越大。
“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就靠手工织布、印染为生，没日没夜地干，但是一匹5丈长的布，只能换3升苞谷！”田伯芬苦笑，就是这3升苞谷，要抱回家还不容易。
田伯芬小名叫“桂花”，她的父母每每都会反复叮嘱：“桂花，路上要小心哟，千万不能被‘棒老二’抢去了咯！”
“啥叫‘棒老二’你们晓得不？就是土匪哇！”田伯芬颤抖着手说：“如今你们坐在电视机跟前磕着瓜子才能看到的土匪，我是从小就真真正正怕得直哭啊！”
“我老母亲生了12个子女，只活下来7个！我只生了四个儿子，一个个活蹦乱跳，还当兵保家卫国。这就是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区别哇！”田伯芬说道这些话，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19岁那年，田伯芬从乡下来到重庆与何良英结婚，成为了钢铁厂一名普通工人。从最初进厂时的鼓风机工人，到配电房的配电工等等，田伯芬所干的活，大都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
就是这么一个钢铁厂的普通女工，不断追求进步，1960年就光荣入党，比丈夫何良英还早两年入党。
“为啥入党？说真心话，我和我的一家老小，都是受了党的恩情，我这一辈子，绝对一心跟党走，绝不含糊！”田伯芬动情地说：“现在讲不忘初心，这就是我的初心！”
当时，对入党审查和要求非常严格，田伯芬入党，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新闻。就连老伴何良英在世时，也经常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思想比我先进，觉悟比我高。”
很多人知道田伯芬入党较早，却不知道其中缘故。田伯芬自己从来不多谈当年的往事，只有像王朝东这样的老同事、老邻居，才清楚田伯芬当年工作起来的玩命劲。
“她啊，这么说吧，那时候每年评先进工作者，不用放榜都晓得肯定有她！”如今已是79岁的王朝东感慨。
“这样的人先入党，所有工友都是心服口服。”王朝东说，几十年来的同事、邻居处下来，从没听到田伯芬抱怨过，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从来不抱怨。
每提到这些话题，田伯芬只是淡淡地摆摆手：“你们都说我觉悟高、思想先进。但要我说，大家都是做工作，我也没干啥子特别的事，那些荣誉是组织上的关心罢了。”
田伯芬先后担任过车间女工委员、团支部书记等。1963年，组织把她叫去谈话，希望调她去一个街道办的白云石厂工作。
田伯芬当时所在的钢铁厂是一家特大国有企业，而那个白云石厂是一个街道办的集体企业，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
“组织安排，我一定服从，什么时候报到？”这是田伯芬的第一反应。领导们都十分感动，他们都以为这次调动需要做很多思想工作。
此后，田伯芬先后在白云石厂、沙坪坝区建管办、修缮队、第四建筑公司等单位工作过。哪里需要她，她就去哪里，没有半句怨言。
她说：“年轻时有工作、有荣誉，老了有退休金、有医保，还有重庆市烈属优待金。生活在这个新时代，见到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组织上和社会上给予我的也太多太多了。我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