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古怒葬礼几个月后，他的指导员殷永飞被哨兵发现半夜晕倒在水沟里。他清醒后告诉别人，自己起夜时听到古怒在喊他，感觉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但每张脸都是古怒的脸。
失去古怒是殷永飞“终生的遗憾”。余刚不确定他今天是否走出了阴影。据他所知，殷永飞给古家寄过冬虫夏草等药材。殷后来调离了连队，然后又在2017年彻底告别了军营。临走之前，他又一次去了古怒的墓地，嘱咐余刚不要再像他一样“把兵带没了”，嘱咐人们多去看看古怒。
实际上，那场事故给整个连队都投下过阴影。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杨祥国说，不知是谁发现了巧合：从1984年算起，每七年牺牲一人，“七年之痒”。
余刚也承认，大家经过古怒出事地时会紧张。有一次，距离那里大约500米的位置，一个士兵踩滑，摔出十多米。余刚远远看到他一动不动，第一反应是“完了，又一个”。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看到那人眼睛很亮，但说不出话，直至获救仍不知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他感到“压力空前大”，每次巡逻选人，挑了又挑，慎之又慎。
在刘东洋记忆里，到了2012年，大家普遍有点担心，他不认为这是迷信，毕竟那种巧合让人“难免心里嘀咕”。那年年底，最后一次巡逻结束时，他松了一口气。
当2012年的日历终于翻到尽头，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一个关于时间的“魔咒”被时间打破了，它是无稽之谈，却带来过真实的阴影。
但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时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试着找出一些安慰性的借口，比如“你个子太小了”。
“难道我个子太小了是我的错吗？”
还有一位叫胡玺乾的士兵，被调到了县城，总觉得哪儿不舒服，找到机会向团长申请，又调了回来。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遇到巡逻，马上斗志就来了，火苗就燃起来了。平时你没看他怎么样。”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怄火。
母科生于1988年，入大学时就是国防生计划挑选的后备军官。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死神其实一直离得不远。余刚就曾在悬崖上救过人，最终两人抓住绳子悬在半空，死里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么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就是别人了。”
在后来者眼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救过人13次，也被人救过。他摔下被树接住过，下面只看得到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里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连过。
这条路上的一个传统，不知始于何年，一直传到了今天：巡逻者每人左臂会系一根红布条。余刚说，红布条从实用角度是一个便于辨认的记号，同时在心理上是一个寓意平安的信号。以前物资紧缺，大家撕布条时都很小心。
前些年，连里的一个习惯是巡逻前让写遗书。遗书存在留给家人的“后留包”里。
杨祥国忘了写过多少遗书。他18岁那年第一次留下遗言，很慎重地写了两封，一封给父母，一封给暗恋过的中学同学。18岁的遗言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嘱咐爸妈保重身体，以及告诉那个有点像演员李若彤的女孩，他曾是那样自卑和懦弱而没有表白。
天长日久，他很快写到“没什么感觉了”。到后来不知还能写些什么，就照抄过去的遗书，换个日期。他记得别人的一封遗书里只写了5个字：“我一定回来。”
杨祥国带过的藏族士兵白玛坚增说，自己从没想过巡逻时牺牲，“我们都觉得肯定不会出事。”
“我没有想过是因为，随时都是准备着，没必要去想。”杨祥国说。
但一些做法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他是独子，在父亲9年前因病去世后，他鼓励母亲抚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女孩。
他解释说，每个人都会想到牺牲——就算不去想，不代表没有看法。军人本身就意味着牺牲，毫无怨言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事儿你就觉得没必要想了。”
余刚并非独子，他承认做过最坏的打算：万一那一天到来，至少父母还有兄弟姐妹照顾。
团长谷毅认为，这里存在某种一茬一茬人“战天斗地”、前仆后继所形成的魂和魄，“它是语言文字无法完整表述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会被无形的东西感染，形成一种自觉。这种自觉难以言喻。
“有什么秘密呢？你也会默默无闻地坚守。”余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