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在瞬息万变的外界面前，陇仍然存在一些迟缓和脱节。这使它具备了一些只在一个大国的末梢才能看到的状态。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在这里生效。
“一直在边防连队当兵的人，都很单纯很纯洁。我们这边的人看起来很傻，眼神不一样。”白玛坚增说，他在军校里遇上其他地区的军人，自我感觉比人家能老上10岁。
穿梭在城乡之间送来的快递袋里，一些东西像是走错了地方：卫生巾，可以垫到鞋里，让巡逻的双脚舒适一些；面膜，多半是探亲之前，这些年轻人为了让父母见到自己少一些沧桑，修复皮肤的徒劳尝试。
西藏军区干事晏良记得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尝试：他的一个战友临时抱佛脚，从拉萨回家之前，走进了一家美容院。
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家美容院，能够去除地球“第三极”留给这些人的“高原红”烙印。天长日久，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伤口总是好得很慢，别处一个星期结痂的伤口，这里需要两个星期。刘东洋猜测，在高海拔地区，人体机能出现了下降。
老兵们都认为以前比现在冷。每时每刻，在看不到的地方，冰川在消融，雪线在上升。他们生冻疮的概率在降低，部分得益于条件的改善，但他们相信与气候有关。
余刚有一整套应对冻疮的可怕经验：长时间用温水浸泡，泡软后撕掉冻疮，涂上“高原护肤霜”，不停揉搓，再贴上创可贴。晾干皮肤，再浸入温水，撕掉创可贴，用夹子扯掉坏肉，再涂护肤霜。
冻疮曾经极具创意地每年拜访他的手脚和耳朵：手背开裂，指缝也开裂；横着开裂，也竖着开裂；直线开裂，也呈三角形开裂。有一年他去广西出差，当地武装部干部仅仅根据他的耳朵就推断，“你是西藏的吗？”
“西藏”意味着特殊的艰苦程度。国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部队服役者的优待政策里，地区分为几类，分配到驻五、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一类岛屿“或者西藏部队”的，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
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在征兵办法里承诺，对“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按照标准的两倍发放。
晏良见过很多的西藏边防兵，容易识别的特征是他们通常皮肤更黑。由于缺乏维生素，长期生活在边防的人指甲是平的，有点像麻将牌的“白板”。耳朵冻烂的很可能刚从哨所下来。另一个特征是脱发，缺氧和压力的双重后果。
不满40岁的余刚摘下军帽，展示他的生平憾事之一：发际线后退了不少。山南军分区一个叫无名湖的哨所，一位2017年底退伍的士兵脱发严重，家人安排他相亲，他戴了假发，聊到高兴处，不小心把假发扯了下来。
“四个字：青春易老。”晏良感慨。
十二
每个人都知道，在最好的青春留下之后，自己迟早会向西藏告别。在六连，连入伍不久的新兵都已在做一些打算。很多人在努力攒钱买房。一位士兵说：“大家都为房价恼火。”
多数人将到中小城市谋生，重新汇入城市化的浪潮。回去后，他们首先要克服疏离带来的不适应症状，谷毅称之为“地域差”。身体会“醉氧”，表现是反应迟钝，喜欢昏睡。购物时要学会讲价，避免上当。
有一回，晏良拜托妻子在成都教一个西藏军人如何坐地铁——对方没见过地铁是什么样子。这些人在含氧量不足海平面40%的“世界屋脊”服役时，国家迎来了持续的繁荣，一个产物就是铁轨迅速在大中城市的地下蔓延开来。
每一年，新兵穿上军装也就是老兵摘去帽徽的季节。在六连，“欢迎新战友”的横幅背面可能就是“欢送老战友”，送来新兵的汽车掉个头就接走老兵。
这样的时刻总是伴随着痛哭流涕。老兵们甚至会对着狗说上一会儿话。唐银说，大家都明白，“走了以后，这一辈子基本上那条路上再也不会有你的脚印了。”
有人尝试将营区的野牡丹种子带回家，令人惊讶的是它们的倔强——在别处基本不会成活，成活也不开花。那些碗口大小的粉色、黄色、白色花朵是点亮整个营区最富色彩的事物。
当他们最终离开，许多人没有见过山南“站在最前线”的那块大石，没有见过拉萨布达拉宫的喇嘛。他们只是凑近飞机的舷窗，俯瞰过亚洲中部这个一望无际的“屋脊”。他们只是在巡逻之路有限的半径里踏过西藏的土地，吹过印度洋送来的季风。不少人承认自己当年哭过，初到西藏“一下飞机心就凉了一半”。
临别时，他们千方百计讨一张照片带回——证明自己宣示过主权的照片。
余刚和杨祥国都不知接待过多少退伍战友回来“探亲”，也有人发誓不“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但通过那张照片，混没混出“样子”的人都可以一次次回到这个离首都很远但离“主权”很近的地方。
“这些照片，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丢。”白玛坚增说。
有一年，余刚接到了昔日老班长打来的电话。他在深圳打工，拜托余刚给寄两身迷彩服。
余刚问他为什么，“还没穿够吗？”
“结婚时和你嫂子穿军装拜堂。”
余刚买了一辆不适合西藏路况的汽车。他已经打算，将来有一天离开这里，会带着全家人从县城出发，去市里，去省会，去首都，去好好看看江山，“美好的中国大地我想去走一下”。这是他对未来30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了”。
2018年的第一个月，因为出差，余刚平生头一回去了北京。但直到离开他仍没看清首都长什么样子。他没登过天安门，甚至不知它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他自幼视为图腾的那个建筑，他20多年来在西南偏南方向、千万里外所为之站岗的那个部位，他始终没有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