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那些事儿

来源:国防部网作者:何文光 郭朋 邢延仑责任编辑:汤传飞2018-05-02 20:41

1956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干部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中)前合影留念。

1949年奠基,1958年竣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为何用了九年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奠基到1958年建成,整个筹备设计建造过程历时九个年头方毕其功,其中缘由值得探究。

全国选调,设立机构,筹备工作历时三年。纪念碑的兴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筹备设计阶段,从1949年9月奠基至1952年5月历时两年多;第二个阶段为施工建设阶段,从1952年5月至1958年4月历时近六年。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全国17个单位派出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主任由彭真同志担任,副主任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担任。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纪念碑的建筑设计、浮雕创作以及工程施工,具体行政事务由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同志负责。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施工委员会。委员有郑孝燮、刘导楠、钟森、张象褪、吴柳生。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庄俊、杨廷宝、郑振铎、张搏、朱兆雪、赵政之、林徽因、莫宗江、吴良镛、王朝闻、陈占祥。梁思成为召集人。薛子正、吴华庆、梁思敬列席。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委员有杨宽麟、陈致中、陈梁生、茅以升、蔡方阴、林诗伯、陈志德、卞维德、王明之。召集人为朱兆雪。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委员有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郑振铎、王冶秋、江丰、王朝闻、陈沂、缪楚黄、裴桐。召集人为范文澜。在以后的工作中,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和浮雕题材进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酝酿,发扬民主,碑顶设计耗时两年。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构想到设计施工,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1949年10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滑田友教授在一封给北京市建设局的信中,提出了纪念碑设计的四个原则:一要人民一望就懂;二要适合场所;三要具有共通性;四要人民在集会时可以看见。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共征集到2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修改方案。经过反复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选出了“高耸的炬形立柱”等三个方案,做成了1∶5的大模型,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奠基处陈列,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在有关虎门销烟、金田起义等两幅作品的浮雕设计中,有林则徐与洪秀全的形象。毛泽东主席反对突出个人,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在后来的设计中,这些构思得到修改,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碑顶设计最为困难,也是争论最多的部分。1952年7、8月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拍板决定,对碑顶暂作保留,碑身以下全部定案,开始基础设计和施工。1952年至1954年,建筑师和雕刻家就碑顶形式展开争论,纪念碑施工进展缓慢。建筑师多主张用建筑顶,雕刻家主张用群像顶。反对建筑顶的认为,“大屋顶”的形象太过古老;反对群像顶的认为,在40米左右的高度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雕像。1954年11月6日,梁思成出席了由彭真主持的北京市政府会议,彭真明确指示碑顶采用“建筑顶”。这种“建筑顶”设计保证了纪念碑造型的雄伟简洁、庄严质朴,有别于西方纪念碑和中国传统石碑的碑顶造型,具有东方美学的意蕴。

练兵两年、雕刻三年,五年之功匠心独运。考虑到铜铸后期可能发黑,玷污下部石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采用的是石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镶嵌有10块汉白玉浮雕,172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每个人物都与真人大小相仿,但面貌、性格和姿态等又各不相同。工匠们先进行泥塑,满意后再把泥塑形象雕刻在石料上。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开始在全国招募雕刻工匠。这些技术精湛的雕刻工匠经单位推荐和严格考核后,才参与到纪念碑的雕刻工作之中。由于雕刻要求比较高,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从1953年到1955年用了大约两年时间来培训雕刻工匠。1955年后,雕刻组的100多名成员才正式进行雕刻。据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回忆,纪念碑浮雕的雕刻工作在工程过半时曾停工三天,专门组织数万人提意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即便组织数万人在互联网上进行观摩,提出意见,然后汇总归纳,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秉持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雕刻工作持续了近三年时间,直到1958年才全部完成,加上前面用于培训的两年时间,雕刻工作总共历时五年。

另外,正如上面所述,人民英雄纪念碑石料的采、运、雕,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仅碑心石采运一项就耗时七个半月,前后共有七千余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沿途还有不少公安干警和民兵护送。这在当时,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己接近极限。

千呼万唤始出来。1958年5月1日,耗时九个年头,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正式揭幕。尽管机构筹建、方案设计、石料采运和施工雕刻等项工作并不完全是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进行的,不可以用简单叠加的办法来计算耗时总长,但考虑到当时从中央到北京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充分发扬民主、稳妥慎重施工,以及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设计组织施工经验不足等原因,耗时九年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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